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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大唐后世谈（十三）（第4页）

显然，魏相公虽尔与皇帝与房玄龄与长孙无忌颇有争执，但不过是执行道路细枝末节上无谓的争论而已，在开关通商加强贸易上的决心从无动摇。当初将百官俸禄与外贸利税挂钩，便是出自他的建议。所谓动人钱财如杀人父母，无论再如何强势的重臣，妄想要将满朝上下的薪俸砸个一干二净，那必定也是千夫所指，屁滚尿流。

但宰相的职责可不仅仅是反驳这些封闭保守一脑子浆糊的老臣，他们总得拿出方案才行。

长乐公主默然片刻，再次展开了麻纸。

【总的来说，明朝末年的所谓九边的“大崩溃”、“大审判”，算是带明数百年来所有摆烂躺平不作为的总清算。要知道，直至天启、崇祯年间，带明大部分地域都依旧是“承平久矣”、“闾里宁谧”的太平气象，绝无乱离的征兆。各种意义上，十七世纪中叶的带明都是真的没有亡国的道理，它算是被不作为的朝廷与发癫的皇帝给一起逼死的——而在这一步步逼死的流程中，海外输入的白银居功至伟。

是的，赚钱都能把自己赚死，没见过吧？

自然，这小小的带明震撼也不是白来的。带明能作到这个地步，多半还要仰仗它那稀烂到匪夷所思的财政制度。虽尔贸易傲视群雄，但带明的财政不但在同期的文明世界属于丢人现眼的垫底水平，甚至于一路倒退萎缩，到了连两宋都不如的地步，可谓是雄辩的扇了制度进步论者一个响亮的耳光——我带明的税收制度连两百年前的华夏都不如，你们没见过吧？

这种“不如”是相当离谱的。带宋虽然武德稳居末位，但至少经济上相当上心，号称“历代盘剥之法，本朝皆备”，不但税赋沉重，还广泛以国家力量介入商品的往来贸易之中，实行大规模的“禁榷”、“均输”，朝廷亲自下场搞官卖垄断赚钱；为了灵活调动物资弥补亏空，发明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纸钞制度及人口调查制度，官员每年都要派遣乡役调查“丁账”，朝廷以御史监察弹劾，最大限度的掌握了国土上的人力物力。

而我带明嘛，那是既没有大规模国营垄断的本事，也没有发纸钞敛财的才华，除了偶尔派几个太监下乡搜刮以外，其余则一律躺平；甚而言之，就连最关键的人口和土地也是一概付之茫然——以当时士大夫的话讲，明朝自洪武永乐年以后的人口统计，基本就是地方官吏直接照抄上一年的数字，随便改动几个交上去完事。至于连抄都懒得抄，干脆一拍脑门编造本地人口数据的，那其实也不在少数。

也正因如此，大明才创造了千古未有之奇迹——国家承平繁荣百余年，在册的人口反而一路减少，径直倒退回高皇帝洪武年间；至于以人口为基础征收的人头税（丁银）嘛，居然还不如唐宋时……

懂不懂我带明小政府自由主义的含金量啊？！

不过，带明之所以能这么作，多半也是它的天赋条件实在太好了——人民过于勤奋、过于聪明、贸易的优势过于强大，以至于拖着这种稀烂的财政体制，居然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怎么忧虑过经济问题。带宋要辛苦平衡纸钞币值、要维系铜钱价格的稳定，而带明只需要大手一挥，顺其自然即可。前期时以物易物搞复古主义，后期则干脆直接跃进到白银货币。

按理来讲，这种将货币来源完全依赖于外国的做法是十足十的愚蠢，只要外贸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大明的经济都得喝一壶。但你不能不承认华夏在贸易顺差上的天赋异禀——顶着这种作死的debuff，沿海居然都依靠海贸建立了相当稳定的货币体系，推动了晚明惊人的繁荣，生产与消费双双的发展。

不过嘛，在稳定货币刺激之下，华夏人民的激情有那么一点稍稍过头了……以史景迁等人的观点，巨量资本涌入后，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早期的江南激发了一次生产技术的革新（宋应星之《天工开物》，便有这次革新的影响），华夏手工业的效率再一次有了飞跃，在原本就高不可攀的质量与价格双重比较优势上再加了一层增益。贸易竞争力又一次增长——堪称要命的增长

然后呢？然后就是本就岌岌可危的太平洋航线沿路经济终于崩溃，再也抵挡不住这近乎于癫狂的吸引力。彼时，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白银严重流失，直接引爆了一场通货紧缩式的金融危机。

——是的，短短几十年内能把当时坐拥世界前几大银矿的日本和西班牙葡萄牙吸到白银不足，这就是带明的魅力时刻。

当然，与之相应的，就是由口岸过量涌入的货币。纵以带明的广袤经济，也无法承受这短时间内暴涨的白银，叠加当时北方天灾的影响，迅速激发了剧烈的通货膨胀，推倒了明朝灭亡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