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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第3页）

而这里的最高长官，就是那个有着一张鹅蛋形白净面孔的牛惠霖院长。

到了夜里，整个临时病院的气氛稍微放松了些，电气灯恢复了供电，算是一个好消息。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稍事休息。

难波大助注意到，姚英子和方、孙两个人关系最好，其他两个人神态比较轻松，而那个叫方三响的却始终沉着脸，好似一个身处敌国的间谍。

他鼓起勇气走过去，恭敬地鞠了一躬，大声道：“诸君今天辛苦了，我是朝日新闻社的难波大助，虽然是个没用的人，但希望可以留在这里帮忙。”

三个人都吓了一跳，显然没听懂。幸亏这时王兆澄从旁边赶过来：“这里是慈善救援病院。大家都是志愿者，是没有酬劳的。即使如此，您也要来吗？”

难波大助心中一团热气膨胀开来。这些陌生的外国人可以对一个秽多如此尽心，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吧？他上前一步，慷慨道：“我……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是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拥趸。我看到贵方不远千里来到日本，对病人不分贵贱同等治疗的做法，十分钦佩，希望也可以在这里实践自己的理念。”

王兆澄眉头一挑，显然被这个回答惊得不轻。他回过身去，对三位医生如实翻译了一遍。

“社会主义”这个词，他们几个并不陌生，这在中国国内也算是一个热门话题，是苏维埃俄国那边传过来的。方三响率先开口：“他说的这些人，都是谁？”

王兆澄解释道：“大杉荣是一个左翼社会活动家，在年轻人中很有人气。”

“那幸德秋水呢？”孙希敏锐地追问。

王兆澄压低声音用中文道：“幸德秋水是个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主张要用直接的斗争实现革命。十三年前，日本当局指控他图谋刺杀天皇，抓起来处死了，号称‘大逆事件’——难波桑如果崇拜幸德秋水的话，那可要小心考察才好。”

他解释完之后，三人都陷入犹豫。难波大助以为他们怀疑自己的诚意，急切道：“我不是伪装的，我一直在四谷读预科学校，就住在鲛河桥旁边，一直都在参与劳工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小组的讨论会。”

鲛河桥是东京比较著名的贫民窟之一，那里有大量简陋的细民长屋，簇拥着被差别部落民、日雇劳工和乞丐集团。三个人听到这里，不敢自专，急忙把牛惠霖院长请来。

牛惠霖刚刚做完一台手术，手里拎着一把沾满骨屑的线锯就过来了。他脸上永远是一副淡然神色，仿佛这世间没什么事能惊扰到自己。

红十字会总医院之前的历任院长，都是外聘洋人担任。沈敦和去世之后，红会内部有呼声认为中国医院该由中国人来管理。常议会千挑万选，最终选中了人望与资历都堪称沪上翘楚的牛惠霖。他本人一直坚持为法庭做义务医疗顾问，主张每一位医师都要回馈社会，接到邀请后欣然从命，遂成为红十字会总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

这一次红会派救援队来日本，牛惠霖说地震造成的最多的伤害是各种骨折，他作为骨科专家责无旁贷，遂亲自带队上阵，带着总医院的精兵强将奔赴灾区。

听完王兆澄的汇报，牛惠霖沉吟片刻道：“你们要知道，这不只是中国红会，也是中国第一次向海外派出救援队，国际观瞻十分重要。尤其目下中日两国关系十分微妙，我们应当严守中立，以避免所有纷争为上。”

“您的意思是，不要难波先生加入喽？”王兆澄确认道。

“所有的政治派系，我们都不要接触。我们来日本只是为了救人。”

他讲这个话，是有原因的。红会这一次派队来救援日本，在国内不无争议。在地震之前，反日运动闹得如火如荼，有人质疑救援敌国有无必要。牛惠霖坚持认为，人道主义与政治应该分开，何况这一次也是彰显中国医生形象的机会，这才促成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