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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2日，苏黎世机场的登机口前人群安静稀疏，王瑶站在安全线外，看着丈夫周言背着双肩电脑包走向登机通道。他穿着灰色风衣，头发理得整齐，脚步干脆利落。临行前停下来，对她说：“开完会就回来。”

她点了下头，没有作声。周言笑了下，例行公事地转身进了闸口。登机口的广播很快掩盖住他的背影。

那天上午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玻璃天窗斜斜洒下，机场大厅干净、明亮。王瑶没离开原地，一直站到人流散尽。她回到家时正好是上午十点，厨房桌上还留着早上的咖啡杯和没吃完的吐司。

她把助听器取下放进盒里，手机调成静音，坐在沙发上准备接入一场国际远程会议。她是律师，近年在几个NGO做常驻法律顾问，处理跨国项目的合规文件，偶尔也出庭。过去五年，她和周言在苏黎世生活，表面平静。

十八岁那年，她被盛家安排送来瑞士，寄住在一户他们多年好友的家中。那家人待她客气，虽然没将她当成亲人，也没有故意疏远，日常起居由她自己打理。周言是这家人的儿子，比她年长几岁，当时已经在苏黎世大学读研究生。她一边读书一边适应语言和环境，也逐渐习惯了这个安静而清冷的家庭。

卢塞恩法学院毕业后，她选择留在瑞士工作。起初在一家事务所做合规辅助，后来短暂进入UBS投行部门实习一段时间。那时候，周言已经在瑞银总部的结构化金融部门任职，是一名产品设计师。两人朝夕相处，关系从最初的照应慢慢变成了一种默契。不张扬，不激烈，却带着一种生活流动下的安稳节奏。

结婚时没有铺张，只在苏黎世请了几位共同的熟人吃了顿饭，领了证，从此算是一起生活。

凌晨四点，电话响起。她醒来时还迷糊着，看到屏幕上是美国区号。电话一接通，那边传来周言压低的声音：

“我被捕了，在美国，需要律师。我在拘留中心，不能说太多。”

王瑶坐直身体，手机差点掉在地板上。她想问什么，却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喇叭声和一声短促的指令。通话被挂断。

她没有慌张，只是慢慢穿衣服、洗脸、开电脑查航班，打给几位还未入睡的同事托人联系熟悉的刑事律师。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四小时。天还没亮，苏黎世湖上飘着一层雾。她戴上助听器，出门前从保险箱取出那本美国护照，塞进外套内袋。

飞机从苏黎世直飞纽约肯尼迪机场。她在商务舱靠窗位置坐下，把椅背放平，闭着眼听引擎的轰鸣。助听器开着最小档位，只为了让自己有种还听得见的控制感。

她18岁那年出了件事，从此再没踏上美国国土。那事之后，她被送往卢塞恩读书，音讯切断，没人问她愿不愿意。一夜之间，切换国家与语言，失去几乎全部联络人。现在，她在高空三万英尺的机舱里，靠着舷窗闭目养神，像是倒回原点。

抵达纽约时已是9月14日清晨。她从“US Citizens amp; Permanent Residents”通道入关，手中那本蓝色护照递给CBP官员，对方翻了一页，又抬头看了她一眼。屏幕上方滚动着电子字：“Wee Home”。

王瑶收回护照，走出通道时没再看那行字。她离开这个国家太久了，这种“欢迎”显得突兀。

抵达曼哈顿下城区的联邦拘留中心后，她见到了辩护律师，是一位在白领犯罪案件中经验丰富的本地人，六十岁出头，言辞干净利落。他告诉王瑶，起诉方是南区地检署，主控检察官叫盛轩。

她愣了一秒，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那是十多年没被提起的名字。

当天上午，初次出庭。王瑶坐在旁听席，看见周言被法警押入法庭，穿拘留所发的蓝色囚衣，眼神疲惫但保持镇定。他朝她望了一眼，那一秒极短，仿佛只是确认她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