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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张伯伦与他的“绥靖政策”（第2页）

5.缺乏可靠的盟友

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让英国感到孤立。法国虽然是盟友，但政局不稳，军事思想保守（迷信马奇诺防线），而且不敢在没有英国支持下单干。美国则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明确表示不愿意卷入欧洲的烂摊子。苏联呢？意识形态对立，英法对其极度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也是相互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觉得自己缺乏足够强大的、可靠的盟友来共同对抗德国，这也是其选择绥靖的原因之一。

6.国内民意的裹挟

最后，我们也不能忽略英国国内的民意。在慕尼黑协定之前，英国民众普遍支持和平，支持张伯伦的绥靖努力。张伯伦的政策，在当时是有着广泛民意基础的。当然，这种民意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对战争的恐惧和对事实的无知（或者说被媒体误导）所塑造的。

现在我们重点来讨论张伯伦签署的《慕尼黑协定》，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极其不光彩、极其不负责任的“卖队友”行为，为什么在当时却能得到大部分英国民众的支持和欢呼呢？

这并不是因为英国人都傻，或者都缺乏道德感，而是由当时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众心理决定的：

1.对战争的恐惧压倒一切！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一战带来的创伤。那场战争让英国整整一代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对于经历过或者听父辈讲述过索姆河、凡尔登绞肉机般恐怖场景的普通英国人来说，“和平”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甚至高于所谓的“国际道义”或“别国主权”。只要能避免自己的家园再次被战火蹂躏，避免自己的亲人再次被送上战场，他们愿意接受任何代价，哪怕这个代价是牺牲一个“遥远的”、“与我们无关的”（张伯伦语）小国。

2.“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捷克斯洛伐克对于大部分英国普通民众来说，确实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存在。他们可能连这个国家的名字都念不清楚，更不了解苏台德问题的复杂历史经纬。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更像是德国人内部的“家务事”（让说德语的苏台德人回归德国）。为了这样一个“与我无关”的问题，让英国卷入一场可能的世界大战，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理喻、也无法接受的。

3.信息不对称与政府宣传： 当时的信息传播远不如现在发达。普通民众了解国际局势，主要还是通过报纸和广播。而张伯伦政府则利用宣传机器，将慕尼黑协定描绘成一次巨大的外交胜利，宣称成功地“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争端”，避免了战争。大部分民众自然是愿意相信政府传递的“好消息”的。

4.对希特勒的普遍误判（不止张伯伦一人）： 当时，不仅是张伯伦，英国社会（包括很多精英阶层）普遍对希特勒的真实野心认识不清。很多人真的相信，希特勒只是想修正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收回德意志民族聚居区而已。他们无法想象，这个看起来有点滑稽的“小胡子”，内心竟然隐藏着征服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疯狂念头。

所以，当我们看到张伯伦从慕尼黑飞回伦敦，挥舞着那张废纸，受到民众英雄般欢迎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那些欢呼的民众都是愚蠢的。 他们是在为避免了战争而欢呼，是在为自己的亲人能够继续平安生活而庆幸。这种想法，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无疑是自私、短视且最终是徒劳的，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氛围和心理状态下，却是真实存在的普遍民意。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正是迎合了（或者说利用了）这种民意。

综上所述，英国的绥靖政策，并非张伯伦一人“老糊涂”的结果，而是当时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下的产物。它里面有对和平的真诚渴望，有对战争的巨大恐惧，有对凡尔赛条约的反思，有军事经济实力不足的无奈，有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偏见，也有对希特勒和纳粹本质的致命误判。

当然，理解绥靖政策的原因，绝不等于认同它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绥靖政策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它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牺牲了小国的利益和国际公义，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最终让英国自身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

来说张伯伦本人，可能确实是一位真诚的和平主义者，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其对形势的判断、对对手的认识以及所采取的策略，无疑是失败的。他或许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危机管理者”。他最终为他的天真和固执，付出了沉重的历史评价。

就在张伯伦还在为他那短暂的“和平”沾沾自喜（或者说，在捷克被吞并后开始担惊受怕、准备调整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大陆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在世界的另一端，远东的日本，这个早就退出了“国联群聊”、并且在1937年底正式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轴心国“三弟”，也一刻没有闲着！那么它到底是为什么从一个农业国到工业国最后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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